2014年1月1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這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边@一新論斷的出現，標志著目前在黨的文獻中出現了三個“核心”表述，即習近平總書記是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黨中央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群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中央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的制度安排，是對黨的十二大黨章將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作為黨的全部經常工作的領導核心的定位的重大發展，把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作為“決策核心”，在黨中央層面擴大了黨內民主，強化了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2016年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明確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形成了黨中央既有強有力領導集體，又有強有力領導核心的科學制度安排，最終在2018年12月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形成“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兩個維護”規范表述。

一、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制度的歷史沿革

黨章規定，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委員會執行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吨袊伯a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規定：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黨的組織體系的大腦和中樞，在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涉及全黨全國性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只有黨中央有權作出決定和解釋。這些黨內法規明確了黨中央（即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擁有對黨和國家一切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職能。

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規定黨的全國代表會議對地方委員會的領導權、中央執行委員會對地方執行委員會的監督權，初步建立起全黨服從中央的領導制度。從黨的二大到四大，黨中央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產生中央局。黨的二大通過的第一部黨章明確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為本黨最高機關，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機關。黨中央作為最高機關，體現為全黨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少數絕對服從多數這“三個服從”。1927年召開的黨的五大將中央執行委員會更名為中央委員會，將中央局改為中央政治局，成立政治局常委會。黨的六大以后，由于一些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或者犧牲，或者叛變或者分散在全國各地，政治局會議難以經常召開，1934年1月，黨的六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根據形勢的變化，1938年11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規范了中央書記處職責任務，明確了中央書記處代行政治局常委會職責。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在中央層面，逐步把權力集中在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一直存續到黨的八大），強化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探索建立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1943年3月，中共中央頒布《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明確在由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同志、任弼時同志組成書記處，書記處主席毛澤東擁有最后決定之權?！皯斦f明，這里所說的‘最后決定之權’，是書記處處理日常工作的決定之權。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并無哪一個人有最后決定之權的規定?！敝醒腩I導機構的調整還有一項內容，即設立中央宣傳委員會和中央組織委員會，作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1956年9月，黨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新的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中央書記處作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關，書記處的工作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1969年4月召開的中共九大修改黨章取消了中央書記處。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于成立中央書記處的決議》，恢復設立中央書記處。無論黨的中央組織如何發展變化，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閉會后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內的最高權威。各級黨組織負責人的權力可以來自上級組織任命或黨員大會、黨的各級委員會選舉產生，但黨的各級組織權威統統來自黨中央。因為黨中央具有最高組織權威，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地方和部門的同志一定要認識到地方和部門的權威都來自黨中央權威，地方和部門的工作都是對黨中央決策部署的具體落實，在地方和部門工作的同志都是黨派去工作的，不是獨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沒有天馬行空、為所欲為的權力。

黨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是黨的領袖，也是黨中央實行集體領導制度的重要標志。黨章規定，黨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必須從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產生。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負責召集中央政治局會議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黨的一大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局，中央局設書記，黨的二大、三大則更名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黨的四大將委員長更名為總書記，五大則稱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黨的六屆一中全會首次以“主席”稱謂黨的最高領導人。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取消“主席”稱謂，以后稱“負總的責任”或者“總負責”。由于一段時期中央書記處代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職責處理日常工作，故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調整中書記處產生了“三大書記”，1945年6月七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了“五大書記”，在毛澤東、周恩來赴重慶談判之前，中央又增補了陳云、彭真作為候補書記。1956年9月黨的八屆一中全會選舉產生由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黨的書記處作為政治局和常委會的辦事機關，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黨中央既有黨主席也有總書記。1969年黨的九大取消了總書記，只保留了黨主席。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恢復了總書記，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黨中央主席和總書記由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擔任。黨的十二大以來，黨內不再設黨中央主席、副主席，僅保留總書記，從黨中央到任何一級黨組織統統恢復集體領導制度。

針對“文革”時期黨內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對黨的中央組織及其運行規則作出重大調整。對于這次調整，1982年9月13日，胡喬木同志在關于黨章修改問題答新華社記者問時指出：“總書記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召集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會議，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很明顯，召集和主持的作用不一樣。這樣，個人過分集權和個人專斷現象就很難再發生?！秉h的十二大黨章將黨的全部工作的領導核心定位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并實行集體領導制度，對此，胡喬木同志專門作了解釋：“按照新黨章（十一屆五中全會以來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我們黨全部經常工作的領導核心是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所有這些規定，都有利于保證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p>

二、黨中央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擴大了黨內民主

1927年6月1日，在武漢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第三次黨章修正案，將民主集中制作為黨部的指導原則。黨的七大黨章在“總綱”部分寫入“民主的集中制”，黨的八大黨章把黨的組織原則更名為“民主集中制”，然而，黨的八大后黨的領袖在表述時有時還習慣使用“民主的集中制”。比如，1962年9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時講道：“黨內的相互關系是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機關也是這樣。我們叫民主的集中制”“民主是為了集中，分級管理是為著集中統一，有個矛盾的主要側面”。黨的九大、十大、十一大通過的黨章對民主集中制的定位出現偏差。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把民主集中制定義為“它在高度民主基礎上實行高度的集中”。1992年7月，鄧小平同志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制度，我們總有一天要找機會把這個問題表述清楚。對比1982年通過的新黨章，十年過去了，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具體制度越來越完善，為什么鄧小平同志會認為對民主集中制還沒有表述清楚。為了回答這個問題，黨的十四大黨章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內涵修改為“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而增加“相結合”三個字具有標志性意義，把過去民主集中制一貫強調集中修改為民主和集中的高度統一，實現了民主集中制表述從字面上放棄“的”到實質上放棄“的”的飛躍，確保實現毛澤東同志1957年夏季在青島會議上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目標，確保與黨的各級組織都實行集體領導制度一致起來。從此，立足黨的十四大通過的黨章，民主集中制的表述和內涵保持了連貫性和穩定性。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民主和集中是相輔相成、內在統一的。沒有民主，就沒有正確的集中。沒有集中，就不能形成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不能形成全黨的統一意志。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等，通過這些決策協調議事機構，大大強化了黨中央民主決策和集中統一領導的能力。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為例，自2014年1月22日第一次會議召開到2016年年底，一共召開了三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兩百多份改革文件，都涉及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長遠福祉的問題。比如，提高鄉村教師生活待遇；緩解兒童醫療服務資源短缺問題；全面解決無戶口人員登記戶口問題；推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等等。審議通過的文件由中央深改領導小組辦公室交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落實，最終變成指導性文件和法律性文件。

黨的十九大以來，在推進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過程中，為了實現職能優化協同高效的目標，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改為委員會，作為決策協調議事機構實現黨對重大工作領導的體制機制。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組建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中央審計委員會，調整優化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領導體制，新組建了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其辦公室設在教育部綜合改革司），作為黨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這些決策協調議事機構的出現，使在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之外增加一道決策程序，大大擴展了黨中央決策的協商、討論范圍，確保了黨中央決策民主化、科學化、規范化。如此看來，由黨中央領導核心向黨中央決策核心轉變，必然在黨中央層面擴大黨內民主。

三、黨中央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體現了集體領導制度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必須把我們黨建設成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黨。一定要樹立黨必須由群眾斗爭中產生的德才兼備的領袖們實行集體領導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禁止任何形式個人崇拜。一定要維護黨的領袖人物的威信，同時保證他們的活動處于黨和人民監督之下。這個重大結論和規定，是黨中央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基礎上經過審慎考慮作出的。

馬克思主義政黨首先強調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需要一批優秀人物組成領導集體。1920年4月，列寧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指出：“在通常情況下，在多數場合，至少在現代的文明國家內，階級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來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921年8月，列寧在《給德國共產黨員的一封信》中強調：“造就一批有經驗、有極高威望的黨的領袖是一件長期的艱難的事情。但是做不到這一點，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的‘統一意志’就只能是一句空話?！?/p>

中國共產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形成于革命戰爭年代。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建立集體領導制度的最大成果是確立了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堅持這一原則必然要求在黨內實行集體領導制度，比如黨的五大通過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明確指出：“中央應該強毅地實行集體的指導，從中央、省委以至支部”。然而，由于受家長制的影響，黨中央在實行集體領導制度建設方面還處于初探和幼年時期；土地革命時期，黨在實踐中逐步完善從黨中央到黨的各級組織的集體領導制度，同時，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讓我們黨意識到破壞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的嚴重危害性。長征途中，正是因為堅決執行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我們黨做到了堅持真理，不斷修正錯誤；抗戰時期，黨中央在延安實行集體辦公制度，形成面臨重大問題即時召開政治局會議或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集體決策的優良傳統；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同志親自擬定黨委工作規則，要求各級黨組織建立集體領導制度。黨中央在河北西柏坡辦公期間，一直堅持集體領導決策、分工負責執行原則，形成了一個民主團結又充滿戰斗力的強有力的黨中央領導集體。當然，強調黨中央實行集體領導，并不能否定黨的領袖尤其是偉大領袖的權威，沒有領導核心的集體領導也是靠不住的。

新中國成立后，黨中央和各級黨組織都實行集體領導制度。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志在黨的八大上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在我們黨內，從長時期以來，由黨的集體而不由個人決定重大的問題，已經形成一個傳統。違背集體領導原則的現象雖然在黨內經常發生，但是這種現象一經發現，就受到黨中央的批判和糾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關于健全黨委制的決定，對于加強黨的集體領導，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959年廬山會議后黨內政治生活遭到破壞，隨著黨內個人崇拜氛圍抬頭，“文革”時期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遭受破壞。1977年10月15日，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任林達光教授時指出：“我們的很多制度都要恢復起來，但中心問題還是黨內的集體領導?！?978年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都討論黨的集體領導問題。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在改革開放后得到了堅決貫徹執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完善了黨中央的集體領導制度。2014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黨的領導的決策核心，從2015年開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每年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工作匯報，聽取中央書記處工作報告。2016年10月，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規定：“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保證全黨令行禁止，是黨和國家前途命運所系，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痹邳h中央實行集體領導制度的成功探索基礎上，2017年10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進一步發揮黨中央決策核心作用，把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過程變成加強黨中央集體領導的過程，比如：要求中央政治局全體同志要主動將重大問題報請黨中央研究，認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并及時報告落實的重要進展；要帶頭執行黨的干部政策，結合分管工作負責任地向黨中央推薦干部；要對黨忠誠老實，自覺同違反黨章、破壞黨的紀律、危害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和團結統一的言行作斗爭，認真履行所分管部門、領域或所在地區的全面從嚴治黨責任；要堅持每年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要嚴格遵守有關宣傳報道的規定。中央書記處、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黨組、國務院黨組、全國政協黨組、最高人民法院黨組、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中央政治局報告工作。2018年3月，中央政治局同志首次向黨中央和總書記書面述職。

除了在黨中央層面堅持集體領導制度，習近平總書記也特別強調各級黨組織都要實行集體領導。2017年2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指出：“全黨只有黨中央有權威、只有向黨中央看齊，各地區各部門各方面都必須維護黨中央權威、向黨中央看齊。這個邏輯不能層層推下去。層層提權威、要看齊，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甚至是有害的?！?018年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中央各項決策都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都注重充分發揚黨內民主，都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廣泛聽取各方面意見、進行反復討論而形成的。要把我們這樣一個大黨大國治理好，就要掌握方方面面的情況，這就要靠發揚黨內民主而來，靠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干部廣泛聽取民聲、匯聚民意而來。領導干部要把民主素養作為一種領導能力來培養，作為一門領導藝術來掌握。要有平等待人、與人為善的真誠態度，有虛懷若谷、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力爭把各方面的真實意見掌握全、掌握準，進行反復研究、反復比較、擇善而從。

四、黨中央是黨的領導決策核心確保做到“兩個維護”

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中央領導集體必須產生一個領導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集體難以形成合力，關鍵時刻還會迷失方向。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指出：“能最清楚地說明需要權威，而且是需要專斷的權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關頭，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絕對服從一個人的意志?！卑屠韫绲氖?，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形成有能力的領導集體，更沒有形成領導核心；而俄國十月革命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在革命中形成了一個領導集體和像列寧這樣的領導核心，關鍵時刻能把航掌舵，正確謀斷。

從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看，什么時候，黨中央擁有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黨的事業就容易取得勝利；什么時候黨中央缺乏堅強有力的領導集體和領導核心，或二者中缺乏一個，黨的事業就容易遭受挫折甚至失敗，這是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時期最可寶貴的歷史經驗?？偨Y黨的歷史經驗，黨的領袖核心是在偉大斗爭中自然形成的。彭德懷同志在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的發言中就指出：“領袖的培養是在堅決斗爭中鍛煉出來的，是由正確的領導取得的，領袖不能委任，領袖不是搶來的，領袖是長期斗爭經驗的總結，是長期斗爭中產生的?！?/p>

對于這條經驗，鄧小平同志看得特別清楚。鄧小平同志在1962年2月6日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黨，在過去一段時間里，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都特別強調樹立核心；后來，核心大體上樹立了，就特別強調如何當好‘班長’。這就是說，一定要樹立核心。不建立核心，處于渙散的狀況，這個黨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964年11月，鄧小平同志在《黨一定要有領導核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的黨是有高度統一意志的革命的黨、戰斗的黨，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黨一定要有領袖，有領導核心?！薄皼]有領袖和核心，就要培養領袖和核心。要革命的話，就應該建立這樣的黨。就是工人運動、農民運動，沒有領袖行嗎？領袖就是團結的核心，他本身就是力量。中國革命之所以取得勝利，就是因為有了毛澤東這樣的領袖。領袖與集體領導是不矛盾的?！?989年6月16日，他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990年12月24日，鄧小平同志再次指出：“中國問題的關鍵在于共產黨要有一個好的政治局，特別是好的政治局常委會。只要這個環節不發生問題，中國就穩如泰山……最關緊要的是有一個團結的領導核心。這樣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會主義中國將是不可戰勝的?！编囆∑酵镜闹v話精神寫進了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決定：“黨的歷史表明，必須有一個在實踐中形成的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在這個領導集體中必須有一個核心。如果沒有這樣的領導集體和核心，黨的事業就不能勝利。這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一個重大問題?！?/p>

黨內團結的唯一中心是黨中央?！吨泄仓醒腙P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最重要的是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最關鍵的是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眻詻Q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兩個維護”）遵循了黨的領導和執政的歷史規律，是堅持民主集中制的重大問題，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建黨原則，是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首要任務。其中，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是根本和關鍵，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是前提和保證，二者相輔相成、辯證統一。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把“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兩個確立”）寫入百年大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必將推進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實現鋼鐵般的團結，對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由此，在黨的全面領導制度中形成了“三心合一”新格局。其中，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是對人民群眾、黨的事業、外部組織而言的；黨中央的決策核心，是指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在全體黨員和各級組織中處于最高領導地位；領袖核心，是黨的威信最高而集中的體現，是黨內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有機統一的最高而集中的體現，是人民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的集中體現。在三個“核心”互動關系中，黨中央作為決策核心，有效克服了領袖核心、黨是人民群眾的領導核心（即黨中央權威和各級黨組織權威）之間可能出現的張力。而且，把黨中央作為決策核心有利于在黨中央層面建立集體領導制度，讓做到“兩個維護”不是搞個人崇拜、做到“兩個維護”并沒有否定黨內民主、做到“兩個維護”黨的領袖核心也要遵守黨中央集體領導制度、做到“兩個維護”并不意味著黨的領袖擁有無限權力和任性決策等要求，真正變成制度實踐，讓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制度走向成熟定型；在三個“核心”的互動關系中，領袖、黨中央、黨的各級組織、人民群眾之間必然會形成以領袖為圓點的不同層次的黨群關系同心圓。中國共產黨只要遵循“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黨通過千百條線索和人民群眾聯系起來、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努力找到并實現人民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黨聯系群眾必須貫通“最后一公里”、堅持同心圓收縮凝聚力量和同心圓擴張實現靶向治理等基本規律，就一定能把黨內外各方面力量凝聚起來，形成磅礴力量，從而成功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考驗，確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不可逆轉。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的建設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責任編輯：趙晨光